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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法院第卅六庭
#王詩麗法官
#審訊 [30/40]
#1118何文田 #1118紅磡
#1118理大 #營救理大

D1:何(35)/ D3:伍(22)/ D4:冼(32)
D5:林(32)/ D6:梁(23)
D10:黃(17)/ D11:張(41)/ D12:梁(30)
D13:陳(32)/ D14:劉(26)/ D15:黃(22)
D16:林(21)/ D17:卓(18)/ D18:黎(24)
🛑D2:林(20)、D7:陳(20)、 D8:麥(25)、D9:利(20)承認暴動罪,現還押候判

控罪及詳情:
(1),(2),(4)-(7)作出一項或一連串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 [D1,3/ D4-6/ D10/ D11-12/ D13-16/ D17-18]
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在香港,連同其他人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而作出一項或一連串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作為,即作出一項或一連串的作為,意圖妨礙香港警務處將會作出的逮捕,而他們知道前述逮捕會被作出。

(8)危險駕駛 [D13] 🔴已認罪
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在香港九龍紅磡近理工大學李兆基樓附近紅磡繞道以危險方式駕駛一輛客貨車。

(9) 暴動 [D3,6,10,12,14,15,16,17,18] 
被控於或約於2019年11月17至18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九龍紅磡理工大學,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控方代表: #張卓勤 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

控方張專員表示,採納已呈交的書面陳詞,沒有補充。王詩麗法官主動邀請控辯各方釐清以下兩個要點,以協助法庭:
1) 是否有發生暴動;
2) 若法庭最終裁定實際沒有發生暴動,被告的行為如何構成妨礙司法公正?

除了蕭大律師同意控罪指稱的暴動範圍,其餘辯方立場只同意理大校園部分位置發生暴動;就暴動罪法律定義,現有案例已清楚列明。法庭更關注的是妨礙司法公正控罪:假設被告因為不想被警方逮捕就逃走,這行為為何是妨礙司法公正?他們是否互相掩護、互相協助?

💡張專員開始回應之前,D1代表向法庭指出,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56條,控方沒有權最後就證據觀察作回應(last right of reply)。王官表示:「得,紀錄在案。」並指控方是在法庭邀請協助下作補充陳詞,與各辯方律師一樣。

🔹控方陳詞

妨礙司法公正控罪關鍵是被告是否知道從理大逃走的人會被逮捕。

控方依賴兩則呈堂政府新聞公告(P6、P7),有關警方將會拘捕所有從理大離開的人士。有作供的被告都表示知道警方執法;按常理,知道警方會執法,從理大出來的人是否會被逮捕?假設知道,其犯罪行為就支持犯罪意念。

控罪議題是揸車接人或共同行事。逃離理大人士除了暴動,亦干犯了妨礙司法公正——本案不是單純一人或多人逃離現場,而是看似有組織、有計劃,不是零散、沒有方向的行為。由相關時段開始,他們就集中從同一出口位(新橋)以同一方法(游繩)離開理大,而且目的不止於此,不是四散逃跑;他們知道紅磡繞道天橋上有車接應。

盧建民案例確立,要身處現場才能參與暴動;本案中如果被告有意圖離開、不再參與,在新橋已有決定要逃跑、知道逃跑方向有車接,已超出案例指不能告妨礙司法公正的限制。他們逃離理大時有人掟汽油彈作掩護。控方檢控基礎是最後一刻車上的人必然有共識、共同行為,由原本在車上的人提供交通工具,協助上車的人逃離現場。

雖然就本案案情沒有直接案例作參考,但法庭不應因此受限。揸車接人,不論是否成功接到人,都可定罪;如果接到人,司機有妨礙司法公正,被接上車的人都算妨礙司法公正,因知道車輛會如此協助其逃跑,即控罪針對的實際行為。

以接受他人金錢利益而協助逃跑為例,提供金錢一方和接收金錢一方都有干犯妨礙司法公正,不會覺得其中一方沒有。離開理大的人即使沒有參與暴動,也有妨礙司法公正。

🔸綜合辯方陳詞
*採納書面陳詞及其他辯方代表對自己當事人有利的陳詞

本案的妨礙司法公正控罪檢控基礎是有組識(joint enterprise)而非共謀(conspiracy)。

📌 是否知情

D1、D11及D13(涉案車輛司機)的代表律師就此議題陳詞大致上相同,主要有兩個問題:
1) 被告是否知悉登上其車輛的人是從理大離開;
2) 被告是否知悉警方要逮捕離開理大的人(若問題1已不成立,就無需考慮問題2)。

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被告知道接載的人是從理大離開,而他們也不知道離開理大的人會被警方逮捕。控方依賴的政府公告只有兩則,分別是當日1600時警方簡報會(直播長達一小時,離開理大人士會被捕的宣布只是短短幾秒的一句說話,有睇直播也可能會忽略)和2004時保安局局長的宣布;警方Facebook只是一個社交媒體,普通人是否一定要參閱警方Facebook發放的訊息?

PW8、PW9、PW13證供都帶出,他們當日執勤時也不清楚是否要逮捕從理大出來的人;普羅大眾又如何得知會作出逮捕?身為司機的被告,是否知道離開理大就要逮捕?接載那些人上車是否要妨礙逮捕?

D1
控方盤問時質疑他為何不去最近的伊利沙伯醫院;事實上,證供顯示警員本身都是去廣華醫院而伊利沙伯醫院,而且被告作供都有解釋為何選擇去廣華。根據同意事實,2002時啟業邨停車場為D1最後使用八達通卡的紀錄。第二次公布會逮捕離開理大人士的傳媒公告於2004時發出;法庭只需就D1是否知悉1600時的消息去作裁斷。警員截停其車輛時,D1是即時停低、沒有逃走,態度合作。

D11
反對控方指司機提供交通就是妨礙司法公正行為的立場,因沒有證據顯示各車輛或司機有組織地上紅磡繞道和他們知道離開理大的人需要車輛接載。純粹提供順風車本身並非妨礙司法公正行為,除非知道受接載的人會被逮捕、為協助其逃避逮捕而提供車輛。根據控方片段,D11在紅磡繞道上遇到有女子問他可否協助接載人,之後他才讓人上車;他在2018年已有8-9次提供順風車的經驗(審訊中不受控方挑戰),而那些經驗中都沒有發生問題。

當天他安排了很多工作,不知道警方或保安局的資訊不足為奇。控方指稱,知道理大發生罪行就必然會知道從理大出來的人會被拘捕;知道某地有人犯罪,警方就必然會執法?幾時執法?被告是否知悉警方幾時開始執法、會否拘捕人?即使知道理大發生暴動,一般常識警方針對對象最多只是干犯罪行的人,而不是所有身處理大內的人。

他的證供有解釋當時身在紅磡繞道的原因;被截查時他的車是在車龍中間,前面至少有4架車。關於登上其車輛的人之衣著,法庭可運用司法認知,示威者穿黑色衣著、通常有裝備……王詩麗法官表示,自己最近處理了一宗案件,全部被告都不是著黑色,但自己根據證供裁定全部暴動罪名成立💥

D13
政府17-18日的新聞公告都有提及理大校園內發生的事情,但當時理大內的人仍可以離開,至18日2004時才第一次講會以暴動罪名作拘捕。常理一般人會否經常上網睇政府公告?是否足夠推論當時晚上9點幾,被告知道警方要拘捕離開理大的人?林高級督察供稱前一晚已設防線封鎖理大,但政府公告18日1600時才公布,是否刻意不讓公眾知道?

-
📌 法律原則

D1
控方列舉的金錢利益例子並不適用,因給予金錢即明顯知道有犯罪行為。本案不是整個理大都有暴動;從理大出來是否必然有參與暴動?

D6、D14
在普通法下妨礙司法公正罪行有不同類別,本案控罪適用的是協助他人逃避逮捕。回應控方的金錢利益例子,控方立場是有協議收錢和付錢就可以入罪,是明知他人是警方通緝犯而提供協助。辯方以撞車頂包為例作反駁:撞車後司機與乘客調包,向警方作出虛假陳述,影響警方調查;妨礙司法公正控罪的出發點是行為會影響之後的調查或司法程序,而本案D6和D14沒有positive action去影響司法程序。如果離開理大的人只是離開,沒有影響法律程序,不構成妨礙司法公正。

D10
揸車接人的人士與離開理大被接載的人士均被控告妨礙司法公正。揸車的人可能有目的;但控方沒證據指上車的人知道有組織接載人,有可能只是在逃避警方追捕,見到有車就上,沒有組織、計劃。

D13
沒有證據指司機與乘客接觸之前有溝通或通訊。揸車接人是犯罪行為(actus reus),控方也要證明另一半、犯罪意圖(mens rea)。辯方呈上多宗案例,包括澳洲的Rogerson, Nowytarger and Paltos案:案中3名被告以虛假合約誤導警方相關款項來源,原審裁定罪名成立,其後上訴庭認為控方未能列出可辨認的罪行,因而判3人上訴得直(其中2人其後被推翻無罪判決)。

辯方引述該案判詞指,警方調查並不是司法(course of justice)的一部分;當誤導或干擾行為的意圖是妨礙司法啟動或執行即屬妨礙司法公正,單純干擾調查則不是。套用於本案,即使被告的行為是干擾警方,也要證明意圖是妨礙警方作出拘捕。控方指稱D13知道車上乘客是從理大逃出;控罪指他妨礙警方作出逮捕,以什麼罪名作逮捕?回到前述澳洲案例關於可逮捕罪行,假設本案法庭最終裁定乘客暴動罪名不成立,控方要引申當時司機知道乘客會以暴動罪被逮捕之說就更薄弱;乘客是否干犯暴動罪是重點。

D15
控方假定離開理大的人是犯罪後集中而非零散地逃走故必然是有組織,此評論有欠公平。假設他們是逃走,選擇最有機會離開的路線實屬合理;當時紅磡繞道上有遠多於本案涉及的7架車,包括貨車、旅遊巴,多車就最有機會逃走十分合理,不能作出毫無合理疑點推論必然有組織、有計劃。

法庭無需臆測他上車的時間與原因;沒有證據顯示他由理大出來、在紅磡繞道上車。即使他被截停時是在車上,但他不是控制車輛的人;如法庭裁定他不是參與暴動者或從理大逃脫者、僅為車上乘客,沒有證據他有任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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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陳(32)/ D14:劉(26)/ D15:黃(22)
D16:林(21)/ D17:卓(18)/ D18:黎(24)
🛑D2:林(20)、D7:陳(20)、 D8:麥(25)、D9:利(20)承認暴動罪,現還押候判

控罪及詳情:
(1),(2),(4)-(7)作出一項或一連串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 [D1,3/ D4-6/ D10/ D11-12/ D13-16/ D17-18]
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在香港,連同其他人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而作出一項或一連串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作為,即作出一項或一連串的作為,意圖妨礙香港警務處將會作出的逮捕,而他們知道前述逮捕會被作出。

(8)危險駕駛 [D13] 🔴已認罪
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在香港九龍紅磡近理工大學李兆基樓附近紅磡繞道以危險方式駕駛一輛客貨車。

(9) 暴動 [D3,6,10,12,14,15,16,17,18] 
被控於或約於2019年11月17至18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九龍紅磡理工大學,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控方代表: #張卓勤 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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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張專員表示,採納已呈交的書面陳詞,沒有補充。王詩麗法官主動邀請控辯各方釐清以下兩個要點,以協助法庭:
1) 是否有發生暴動;
2) 若法庭最終裁定實際沒有發生暴動,被告的行為如何構成妨礙司法公正?

除了蕭大律師同意控罪指稱的暴動範圍,其餘辯方立場只同意理大校園部分位置發生暴動;就暴動罪法律定義,現有案例已清楚列明。法庭更關注的是妨礙司法公正控罪:假設被告因為不想被警方逮捕就逃走,這行為為何是妨礙司法公正?他們是否互相掩護、互相協助?

💡張專員開始回應之前,D1代表向法庭指出,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56條,控方沒有權最後就證據觀察作回應(last right of reply)。王官表示:「得,紀錄在案。」並指控方是在法庭邀請協助下作補充陳詞,與各辯方律師一樣。

🔹控方陳詞

妨礙司法公正控罪關鍵是被告是否知道從理大逃走的人會被逮捕。

控方依賴兩則呈堂政府新聞公告(P6、P7),有關警方將會拘捕所有從理大離開的人士。有作供的被告都表示知道警方執法;按常理,知道警方會執法,從理大出來的人是否會被逮捕?假設知道,其犯罪行為就支持犯罪意念。

控罪議題是揸車接人或共同行事。逃離理大人士除了暴動,亦干犯了妨礙司法公正——本案不是單純一人或多人逃離現場,而是看似有組織、有計劃,不是零散、沒有方向的行為。由相關時段開始,他們就集中從同一出口位(新橋)以同一方法(游繩)離開理大,而且目的不止於此,不是四散逃跑;他們知道紅磡繞道天橋上有車接應。

盧建民案例確立,要身處現場才能參與暴動;本案中如果被告有意圖離開、不再參與,在新橋已有決定要逃跑、知道逃跑方向有車接,已超出案例指不能告妨礙司法公正的限制。他們逃離理大時有人掟汽油彈作掩護。控方檢控基礎是最後一刻車上的人必然有共識、共同行為,由原本在車上的人提供交通工具,協助上車的人逃離現場。

雖然就本案案情沒有直接案例作參考,但法庭不應因此受限。揸車接人,不論是否成功接到人,都可定罪;如果接到人,司機有妨礙司法公正,被接上車的人都算妨礙司法公正,因知道車輛會如此協助其逃跑,即控罪針對的實際行為。

以接受他人金錢利益而協助逃跑為例,提供金錢一方和接收金錢一方都有干犯妨礙司法公正,不會覺得其中一方沒有。離開理大的人即使沒有參與暴動,也有妨礙司法公正。

🔸綜合辯方陳詞
*採納書面陳詞及其他辯方代表對自己當事人有利的陳詞

本案的妨礙司法公正控罪檢控基礎是有組識(joint enterprise)而非共謀(conspiracy)。

📌 是否知情

D1、D11及D13(涉案車輛司機)的代表律師就此議題陳詞大致上相同,主要有兩個問題:
1) 被告是否知悉登上其車輛的人是從理大離開;
2) 被告是否知悉警方要逮捕離開理大的人(若問題1已不成立,就無需考慮問題2)。

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被告知道接載的人是從理大離開,而他們也不知道離開理大的人會被警方逮捕。控方依賴的政府公告只有兩則,分別是當日1600時警方簡報會(直播長達一小時,離開理大人士會被捕的宣布只是短短幾秒的一句說話,有睇直播也可能會忽略)和2004時保安局局長的宣布;警方Facebook只是一個社交媒體,普通人是否一定要參閱警方Facebook發放的訊息?

PW8、PW9、PW13證供都帶出,他們當日執勤時也不清楚是否要逮捕從理大出來的人;普羅大眾又如何得知會作出逮捕?身為司機的被告,是否知道離開理大就要逮捕?接載那些人上車是否要妨礙逮捕?

D1
控方盤問時質疑他為何不去最近的伊利沙伯醫院;事實上,證供顯示警員本身都是去廣華醫院而伊利沙伯醫院,而且被告作供都有解釋為何選擇去廣華。根據同意事實,2002時啟業邨停車場為D1最後使用八達通卡的紀錄。第二次公布會逮捕離開理大人士的傳媒公告於2004時發出;法庭只需就D1是否知悉1600時的消息去作裁斷。警員截停其車輛時,D1是即時停低、沒有逃走,態度合作。

D11
反對控方指司機提供交通就是妨礙司法公正行為的立場,因沒有證據顯示各車輛或司機有組織地上紅磡繞道和他們知道離開理大的人需要車輛接載。純粹提供順風車本身並非妨礙司法公正行為,除非知道受接載的人會被逮捕、為協助其逃避逮捕而提供車輛。根據控方片段,D11在紅磡繞道上遇到有女子問他可否協助接載人,之後他才讓人上車;他在2018年已有8-9次提供順風車的經驗(審訊中不受控方挑戰),而那些經驗中都沒有發生問題。

當天他安排了很多工作,不知道警方或保安局的資訊不足為奇。控方指稱,知道理大發生罪行就必然會知道從理大出來的人會被拘捕;知道某地有人犯罪,警方就必然會執法?幾時執法?被告是否知悉警方幾時開始執法、會否拘捕人?即使知道理大發生暴動,一般常識警方針對對象最多只是干犯罪行的人,而不是所有身處理大內的人。

他的證供有解釋當時身在紅磡繞道的原因;被截查時他的車是在車龍中間,前面至少有4架車。關於登上其車輛的人之衣著,法庭可運用司法認知,示威者穿黑色衣著、通常有裝備……王詩麗法官表示,自己最近處理了一宗案件,全部被告都不是著黑色,但自己根據證供裁定全部暴動罪名成立💥

D13
政府17-18日的新聞公告都有提及理大校園內發生的事情,但當時理大內的人仍可以離開,至18日2004時才第一次講會以暴動罪名作拘捕。常理一般人會否經常上網睇政府公告?是否足夠推論當時晚上9點幾,被告知道警方要拘捕離開理大的人?林高級督察供稱前一晚已設防線封鎖理大,但政府公告18日1600時才公布,是否刻意不讓公眾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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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原則

D1
控方列舉的金錢利益例子並不適用,因給予金錢即明顯知道有犯罪行為。本案不是整個理大都有暴動;從理大出來是否必然有參與暴動?

D6、D14
在普通法下妨礙司法公正罪行有不同類別,本案控罪適用的是協助他人逃避逮捕。回應控方的金錢利益例子,控方立場是有協議收錢和付錢就可以入罪,是明知他人是警方通緝犯而提供協助。辯方以撞車頂包為例作反駁:撞車後司機與乘客調包,向警方作出虛假陳述,影響警方調查;妨礙司法公正控罪的出發點是行為會影響之後的調查或司法程序,而本案D6和D14沒有positive action去影響司法程序。如果離開理大的人只是離開,沒有影響法律程序,不構成妨礙司法公正。

D10
揸車接人的人士與離開理大被接載的人士均被控告妨礙司法公正。揸車的人可能有目的;但控方沒證據指上車的人知道有組織接載人,有可能只是在逃避警方追捕,見到有車就上,沒有組織、計劃。

D13
沒有證據指司機與乘客接觸之前有溝通或通訊。揸車接人是犯罪行為(actus reus),控方也要證明另一半、犯罪意圖(mens rea)。辯方呈上多宗案例,包括澳洲的Rogerson, Nowytarger and Paltos案:案中3名被告以虛假合約誤導警方相關款項來源,原審裁定罪名成立,其後上訴庭認為控方未能列出可辨認的罪行,因而判3人上訴得直(其中2人其後被推翻無罪判決)。

辯方引述該案判詞指,警方調查並不是司法(course of justice)的一部分;當誤導或干擾行為的意圖是妨礙司法啟動或執行即屬妨礙司法公正,單純干擾調查則不是。套用於本案,即使被告的行為是干擾警方,也要證明意圖是妨礙警方作出拘捕。控方指稱D13知道車上乘客是從理大逃出;控罪指他妨礙警方作出逮捕,以什麼罪名作逮捕?回到前述澳洲案例關於可逮捕罪行,假設本案法庭最終裁定乘客暴動罪名不成立,控方要引申當時司機知道乘客會以暴動罪被逮捕之說就更薄弱;乘客是否干犯暴動罪是重點。

D15
控方假定離開理大的人是犯罪後集中而非零散地逃走故必然是有組織,此評論有欠公平。假設他們是逃走,選擇最有機會離開的路線實屬合理;當時紅磡繞道上有遠多於本案涉及的7架車,包括貨車、旅遊巴,多車就最有機會逃走十分合理,不能作出毫無合理疑點推論必然有組織、有計劃。

法庭無需臆測他上車的時間與原因;沒有證據顯示他由理大出來、在紅磡繞道上車。即使他被截停時是在車上,但他不是控制車輛的人;如法庭裁定他不是參與暴動者或從理大逃脫者、僅為車上乘客,沒有證據他有任何作為。

BY 法庭文字直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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