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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说的原因，不仅是东西两个大国在政治结构与治理理念上的“殊途同归”，更在于在大众情绪、社会舆论与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之下，他们都出现了某种类似的政治倾向。
虽然从理论上讲，两国运转机制、权力运用应当相去甚远，但是当前的美国在新一届政府和一些“技术大亨”的介入下，出现了例如大规模裁员、关闭机构以及“越界式行权”的种种迹象，这些做法打破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程序正义”和“官僚制”所能带来的斡旋和缓冲时间，给人以一种政治权力迅速集中到少数核心人物手中的感受。这恰与中国式的政治运行模式有相似之处——在关键议题上往往通过较高程度的组织与行政权威来迅速实现政策落地（比如反DEI，断绝部分国际合作等等）。
另一方面，当下的全球政治更易受到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在美国，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埃隆·马斯克，都深谙利用网络声量与公众情绪来为自身行动塑造合法性。短促而煽动性的信息输出，往往能够迅速凝聚支持者、打击对立者，助长极化与对立的政治氛围。这样的舆论环境会在短时间内帮助领导人积累影响力，进而推动他们对传统体制和合法程序进行更大胆的突破；而在中国，高度集中的宣传与动员机制同样能够在短期内达成政治共识与社会动员（例如“唱红打黑”）。无论在哪个国家，当马斯克这样的科技企业家可以通过掌控社交媒体平台，直接干预政府部门运作并游走在法律与宪法的边界时，经济与政治的界线都变得更加模糊。资本与权力的交织，往往会导致对传统规范的突破，形成“既有制度束缚被技术力量与行政权威合力瓦解”的局面。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什么？美国最初的三权分立与联邦体系制度，目的在于权力的互相制衡，实现对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再分配）；新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存在诸如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察、司法体系等多方位的权力与制度安排。而当公众情绪在互联网时代被极化放大、当科技力量成为渗透体制与社会的杠杆，无论怎样的政体都有可能失去足够的权力制约，容易滑向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境地。这背后凸显了全球政治生态中普遍存在的焦虑和诱惑：当社会舆论易于被操纵、当技术资本凌驾于制度之上、当领导者或精英群体在短期目标的驱动下集中权力，原本的制度差异就会在行为层面显现出类似的“汇合”。
祝各位一切顺利。元宵佳节，顺颂时宜。
BY Martin的学习&内容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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